前言
我記得在我剛考上推甄的那一年，看到國泰航空有一個計劃，是要讓十五到十八歲的學生到南非的一個私人動物園去訪問兩週的活動，過程完全免費，條件是事後要寫心得。這個活動據說初選就有兩三百個學生報名，初選依據是要寫一篇作文，題目與環保有關；之後要面試。我通過初選後，記得到面試時，面試人問我大學四年想要做什麼，我的回答是，想要從事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我記得那時兩個主試者的臉色僵了一下，尷尬地笑了笑，問我為什麼，我說，因為我覺得很多社會議題的推進，是靠社會運動及學生運動來推動的。當時我並沒有很仔細去思考我的回答是否對我有利，而整個面視過程都是以英文進行。當然我對我的外文能力有一定的信心，因此當我收到沒有錄取的通知時，真的是一大打擊，感到有點不可思議。事後推想原因，可能「都是學運惹的禍」，畢竟，大型外商公司也不太感與任何社會運動扯上一點邊，這對他們來說恐怕蠻尷尬的。
討論
在那年暑假，我讀了很多有關學運的書，對於上大學後的社會參與，也有很多的想像。在我想像中，大學生應該是熱衷國事討論，對於時事都很有自己的見解，特別是台大的學生！洪三雄在《烽火杜鵑城》中所描寫的事蹟，是發生在一個學生轟轟烈列搞運動的年代，其中台大人種種英勇事蹟，對抗威權體制的勇氣，對現實的不合理提出激烈的抗爭，在在讓人感到，年輕，就是應該要如此，正所謂「人不癡狂枉少年」！
然而，自己真正上台大後，卻不知不覺淹沒在現代大學生活的洪流中，學著上BBS，支持阿扁，跟著班遊。跟班上同學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對於課業的執著，以及我對於回高中母校服務〈當高中社團的指導老師〉的熱誠。曾幾何時，我期待中的學運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整個大學中充滿了政治冷感，連大學是不是自治都沒什麼人理它了〈從每次學生會改選投票率之低可以想見〉，更不用說很多人會把大學生對政治的參與，解釋為日後朝政治圈發展的野心。純純的大學生活染上政治人物的俗氣，這是多麼可怕而糟糕的一件事？！因此，與其如此，乾脆選擇一些比較無害的社會參與，如社團，或是系上事務等。對於批判社會的事，也頂多在法學院的言論廣場看過而已。
去年九月去夏威夷玩，遇到兩個陳水扁陣營的開黨老將，他們知道我念台大社會系後，抓者我問說，「為什麼你們大學生現在都普遍有政治冷感？」他們談到當年參與民進黨建黨時，那種激動、那樣深情，真是讓我自嘆弗如。老師在上課時也談到，現在我們大學生過的生活，是一種嘉年華化，一種俗氣化的生活，日常二三日五事，不過就是社團、BBS、男女朋友、是否被二一。對於那對開黨老將夫婦的質問，我無話可解，不是不想說，而是不知道該如何說。正如BBS上流傳的一個笑話，笑話內容如下：
「兒子問當官的爸爸：『老師今天問我政治是什麼，我答不出來。爸爸，政治到底是什麼？』
大官回答：『你問對人了！！爸爸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最懂政治。政治啊！就是一群不同的團體生活在一起，以我們家為例，我會搞錢，就是資本家；你媽媽會花錢，就是政府；你被我們管，就是人民，也叫頭家；家裡年輕的女佣侍侯我們，就是勞工階級；你弟弟還小，就是新人類，這樣你懂了嗎？』
兒子搔搔頭：『不太懂，我需要再想一想！』當天晚上，兒子被弟弟的哭聲吵醒，去弟弟房間一探，發現弟弟大便在床上沒人理；他去爸媽房間，媽媽一人在床上呼呼大睡，女佣房間緊鎖，叩門不應，他從鑰鎖口窺見爸爸壓在女佣身上；沒辦法，兒子只好回房去睡覺．．隔天早餐時，他對爸爸說：『我現在知道政治是什麼了！』
『說來聽聽』爸爸好奇地說。
『政治就是資本家壓迫勞工階級時，政府卻在睡大覺；沒有人理會頭家，新人類有一肚子大便！』」
這個笑話或許荒謬，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現代大學生的困境。對於政治，我們是有說不出的不滿與恐懼。我們不滿於政治的腐化與黑暗，感覺上，似乎任職與民代與立委的，個個是黑道，人人有前科。但是，我們也恐懼於政治摧毀個人人格力量，似乎任何一個有點智商，且想要在這個社會上保持清流形象的人都知道，要自清，首先就要先與政治劃清界線。這是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任何事都可以與政治有關，而政治給人的意象就是貪污與黑暗〈從『泛』政治化一字就給人不好的感覺，因『泛』與『犯』字諧音〉；然而，任何事不扯上政治，似乎也永不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因此，我們大學生矛盾了；我們厭惡這樣惡質的政治環境，但是我們又不想將自己扯進這個漩渦，因此，我們只有選擇龜縮。
其實，這也與國內學運環境的改變有些許關係。感覺上，在較七Ｏ、八Ｏ年代為開放的今天，很多事，「似乎」不需要由像「三月學運」那樣激烈動員才能辦到。因為抗爭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我們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學運動員是勞民傷財的，要達到同樣的訴求，可以經由更加平和、更加理性的方式達成，當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也更加方便、更加便宜。然而，這樣更加平和的訴求往往讓我們的聲音無異於其他各式各樣的民間團體，請願的平和與無害性也常常讓執政者搞不清楚重點以及嚴重性。而所謂比較「理性」的方式，年長的長輩與老師們會鼓勵我們，畢業之後從政去從事社會改革。等等！再到政治圈中惹得一身腥嗎？我想還是算了吧，不如做一個腳踏實地，沒事向「市民廣場」投投書的小市民吧！
當然，我想我們這一代的成長方式也必然與七Ｏ、八Ｏ年代有所不同，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看到我們的父母，在逐漸現實與冷漠的環境中追逐名與利，當了教授也好，當了商人也好，似乎每個人所追求的，背後的動機都不單純。在我們完成學業的過程中，社會的風氣並不鼓勵我們要單純地從事自己的興趣。當然，我不是說七Ｏ、八Ｏ年代的學生就有幸生活在那樣的一個世界中，只是，我們的成長過程畢竟不一樣了，也許那個年代的人在年幼時，仍享受過那種鄉里之間，人與人緊切關懷的那種感情與溫馨，但是，隨者工商業進步，對於大部分來自都市地區的我們，小家庭的型式鍛鍊我們自掃門前雪的心態，冷漠的社區關係教導我們不要雞婆去多管閒事。甚至在面對家庭的不美滿時〈據說在現在的台大，有四分之一的學生來自單親家庭〉，我們還必須學會當兩個我們最親愛的人開打時如何自療一顆傷痕累累的心。換句話說，不是我們不關心，洋諺說，「慈善始於自家」，孔夫子也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這個充滿金錢、暴力的世界，我們連自保於不良影響的能力都不夠，哪來的時間去管國家的事呢？充其量，也只是那些來自幸福家庭，對自己本身能力有自信，而且多半來自中上階級的小孩玩的遊戲罷了！
當然，我這麼說也是很不負責地把原因都賴到社會的身上了。政治冷漠固然有其結構性與制度性因素，但不能全然說明我們這種主觀能動性得消失。我想，我們也產生了一種不負責的態度吧！一句「反正政治就是黑暗的」就把我們的責任否定掉了，不是跟大人們一個樣嗎？我不是說學生一定要搞學運或怎麼樣，但是一如鄧丕雲在《八Ｏ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中說的，學生自有一股獨立於政黨與民間團體的力量與重要性，因為學生尤其是知識份子中理想色彩最為濃厚的一群，他們應該是要對時事、對政策投以關注，畢竟，我們是將要步入社會的一群，很多現在是大人們的事，以後都與我們息息相關；現在他們留下來的爛帳，以後還是要我們來收拾，如果要等我們出社會才參與，未免嫌之太遲，也不夠全面！仍記得吳玉山教授對我們說，從事社會參與，隨時隨地都可以，當年中美斷交，全台大的學生到去機場丟雞蛋，而他是在寢室裡用筆戰的方式向美國抗議。社會參與有很多的型式，但是不論是哪一種，應該都是熱血沸騰吧！
不過，我相信在其中，還是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最為有力。「理論一經掌握群眾，就具有物質的力量。」不過，由三月學運看來，似乎在「該當要件」的部份，也就是「理論」與「掌握群眾」，我們的學生〈以及如果學運團體還存在的話〉似乎都嫌不足。這是我們的過錯了吧！學運一直以來的問題，就是在對時政提出批判後，學生卻無法提出具體的要求來與執政者談判，也就是主體性不夠的問題，導致三月學運最後成為執政者的榮耀便是這個因素。加上對於群眾的動員及了解不足，學運團體不是在「領導」群眾，而是在「管理」群眾，使得巨大的能量都難以被釋放出來。我曾經參加過一些遊行，如白曉燕案發生後的「５０４大遊行」，由中正紀念堂走信義仁愛路繞一圈，最末到總統府前靜坐抗議。當時我只是個高二學生，對於這樣的社會運動我只有參加的份，但是在其中，學生並不是主體，更甚者，對於他們最後的訴求「總統道歉、內閣下台」總讓人不禁聯想到政治意涵。我因為不滿於其訴求，在繞行回仁愛路時就先行離開了。我不希望自己的抗爭，是無意義的抗爭。人應該為自己的理念抗爭〈說這個是因為我有幾個同學也去遊行，後來就去靜坐，我事後問她們是否同意領導團體的口號與理念，她們都聳聳肩不表意見〉。我想，學生應該在政治上多思考，「如果我不同意執政者的作法，我應該怎麼做」，提出具體的建議，而不是為攻擊而攻擊，為批判而批判；此外，想要帶領好學運或任何社會運動，都應該多了解一些有關動員群眾的方式，我知道在美國有些大學有這樣的系與研究所，教導如何寫聳動的標題，如何把群眾的情緒帶到沸點等。這都是一個想要領導或加入學運的人應該做好的功課，否則我們將在台灣的民主發展中持續失聲，即使我們對於現狀的民主都有同樣的不滿。
結語
只是，你問我會不會去搞學運呢？事經兩年，我的答案應該是：不。我知道政治可以決定很多事，但是我仍選擇獨立於政治，我寧可把時間拿來做法庭觀察，或是從事社會基本調查，我相信，默默地為社會累積基本資訊，這樣的基本功是不可少的。再者，知道自己的缺點不見得就會去改變它，我會這樣政治冷感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我們都怕會惹上殺身之禍啊！只不過以前的殺身之禍來自公權力，人死了還留個風骨；現在的殺身之禍則來自黑道，人死，嘖嘖，可就什麼骨都不留了！
參考書目
《烽火杜鵑城》，洪三雄，自立晚報社文化部，臺灣本土系列47，1993年9月
《八Ｏ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鄧丕雲，前衛出版，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4，1995年6月初版二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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