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eakest Families on Earth ？ A Report From Sweden
世界上最虛弱的國家？來自瑞典的報導
Sweden is burdened with few of the social problems that plague the United States. In urban Sweden, there is little of the violent crime, drug abuse, and grinding poverty that has blighted whole regions of our own cities. This Scandinavian nation seems to fulfill the promise of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with an extensive and professional government bureaucracy that sees to virtually all human needs.
瑞典正受某些困擾今日美國社會的問題所累。在瑞典都市中，充斥美國都市的問題如暴力犯罪、藥物濫用、貧窮問題都難得一見。這個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似乎以一個擴張、專業且看透幾乎任何人類需求的政府科層來兌現了對一個現代福利國家的承諾。
But one drawback of the expanding welfare state, according to David Popenoe, is that Sweden has the weakest families on earth. Because people look to the government – not to spouses – for economic assistance, Swedes are less likely to marry than members of any other industrialized society. For the same reason, Sweden also has a high share of adults living alone (more than 20 percent, similar to the sh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over, a large proportion of couples live together outside of marriage (25 percent versus 6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lf of all Swedish children (compared to about one in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born to unmarried parents. Average household size in Sweden is also the smallest in the world (2.2 persons versus 2.7 in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Swedish couples (whether married or not) are mo0re likely to break up than partners in any other country. Popenoe sums up by claiming that the family “has probably become weaker in Sweden than anywhere else – certainly among advanced Western nations. Individual family members are the most autonomous and least bound by the group…”(1991 ： 69)
但是，根據 David Popenoe ，擴張福利國家的缺點之一是使得瑞典成為世界上家庭最虛弱的國家。因為瑞典人仰賴政府 — 而非配偶 — 作為經濟支援的來源，他們比其他工業社會的成員不婚程度高。同樣的理由使得瑞典人有相當高的獨居率（超過百分之二十，與美國相同）；更甚者，有相當比例的人未婚同居（百分之二十五，相對於美國的百分之六），二分之一的瑞典兒童（相對於美國的三分之一）是在父母未結婚的狀態下出生。瑞典平均家戶人數是全世界最低的（ 2.2 人，相對於美國的 2.7 人）。最後，瑞典夫妻（不論是已結婚或未結婚）比其他國家的配偶容易仳離。 Popenoe 的結論是，家庭「在瑞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 — 當然是是先進國家 — 的家庭都來得虛弱。個別家庭成員是最具自主性的，也是最不受這個團體拘束的 … 。（ 1991 ： 69 ）」
Popenoe contends that a growing culture of individualism and self-fulfillment, coupled with the declining influence of religion of religion, began to erode Swedish families back in 1960s. The government of women who are homemakers (10 percent versus about 25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women in the labor force (77 percent versus 59 per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openoe 就辯稱，自 1960 年代起，一種逐漸成長的文化，包括了個人主義、自我成就加上宗教影響力的削弱，開始侵蝕了瑞典的家庭。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運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瑞典有最低比例的女性持家者（百分之十，相對於美國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及最高比例的女性進入勞動力的比例（百分之七十七，相對於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九）。
But, most important, according to Popenoe,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Swedish welfare state, on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schemes of its kind. The Swedish government offers citizens a lifetime of service – and high taxes. Swedes can count on the government to give them jobs, sustain their income, deliver and educate their children, provide comprehensive health care, and, when the time comes, pay for their funeral.
但，根據 Popenoe 的說法，最重要的事是瑞典福利國家角色的擴張，本身就成為一個無遠弗屆的計劃。瑞典政府提供其公民終身的服務 — 以及高稅率。瑞典人可以依賴政府提供工作，維持收入，教育其子女，提供全面的健康照顧，以及等到時機來臨時，為其喪禮付費。
Many Swedes supported this welfare program, Popenoe explains, thinking it would strengthen families. But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he concludes, we see that proliferating government programs actually have been replacing families. Take the case of child care. The Swedish government operates public child-care centers open to all. As officials see it, this system puts care in the hands of professionals, and makes this service equally accessible regardless of parent's incom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 government offers no subsidy for parents who want to care for children in their own home. In effect, then, government has taken over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 function of child rearing.
Popenoe 解釋道，許多瑞典人為這個計劃付費是認為它 加強 了家庭的功能。但他作出的結論是，根據後座的利益，我們看到滋長的政府計劃已取代了家庭。以兒童照顧為例，瑞典政府經營對全體大眾開放的兒童照顧中心，正如官員所樂見，這個系統是將兒童照顧的責任放在專家手中，並且不論兒童出身均給予公平的待遇。然而同時，對於想在家中照顧其子女的，政府並未提供任何津貼。結果是政府已取代了相當多傳統兒童養育的家庭功能。
In this system has solved so many social problems, why should anyone care about the eros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life ？ For two reasons, says Popenoe. First, government can do only at great cost what families used to do for themselves. Recently, Swedes voted to cut back on their burgeoning welfare system because of skyrocketing costs.
這個系統已經解決了如此多的社會問題，那麼為何還要在乎傳統家庭生活的剝奪？ Popenoe 認為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政府要花費一大筆錢來做家庭可以自給自足的事。最近瑞典人就投票刪除又新萌生的福利體系，因為已經是如天價的開銷。
Second, can government employees in large child-care centers provide children with level of love and emotional security they would receive from two parents living as a family ？ Unlikely, claims Popenoe, noting that small, intimate group can accomplish some human tasks much better than formal organizations can.
其次，在兒童照顧中心的政府雇員是否能提供兒童與雙親住在家庭相同程度的愛、情感與安全？ Popenoe 宣稱是不可能的，認為小型、親密團體可以比正式政府機構更容易完成一些人類的使命。
But if the Swedes have gone too far in delegating, perhaps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not gone far enough. Consider programs allowing new parents time off from work. A Swedish parent may apply up to eighteen month leave at 90 percent of his of her sala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1993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allows workers just ninety days – without pay – to care for newborns or sick family members. Should our society try to emulate Sweden ？ And if we look to government to assist working parents in caring for children, does that strengthen of weaken families ？
但如果說瑞典政府的委托角色做得太過火，也許美國做的是遠遠不足。以雙親暫時離開工作單位的計畫為例，一個瑞典父母可以申請十八個月的留職且保有百分之九十的薪水，然而在 1993 年通過的家庭與醫療離開法只同意工人留職九十日 — 而且停薪 — 來照顧新生兒以及生病的家庭成員。也許我們社會應當效法瑞典？如果我們仰賴政府替在職父母照顧孩童，這是加強了或削弱了家庭功能？
家庭的現代化歷程
當我們要提到家庭與社會福利的問題，就不能不談談家庭的現代化問題，而家庭現代化與文化變遷有著緊密的相關性。就中國本身而言，就並非一直以大家庭為傳統，自春秋戰國、唐代至今，家戶人數就屢經變更，反應了當代的賦稅制度、倫理需求與政治現況。不過，在近現代史上，不論是中國或是其他世界各國，都有由大家庭或是大的聚落關係走向小家庭的驅向。
前工業化不久之前的家庭形態，是傾向自給自足的大團體，本身就是一生產消費單位，只有少數的生產剩餘與交換行為。此時所有的成員都當投入生產活動之中，家庭與工作地點合一，不論是在時間或空間上。男女的經濟貢獻是同等重要，不過雖說如此，部分地區仍是女性從事大部分的生產活動，而男性因為能參與公領域的事務，如戰爭與遠距貿易，而具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同時也能統治家中的其他成員。不過總體而言，這種生活雖說保守，卻相對地比較穩定，所有的壓抑與不平等都會被愛、承諾與義務所掩飾。「從出生到死亡，都受著家庭不斷影響，無論是他的生理或心理成長、情感和態度培養；教育和社交生活等階受家庭有形無形的影響。事實上，家庭以外的其他社會制度，如果和家庭制度不發生關係的話，很難獨自發揮其功能。（蔡文輝， 1964 ： 11 ）」
在此一時期，生活是屬於「家庭與家族導向」的：變遷十分緩慢，家庭影響生活各個層面，以及人們數世紀以來遵循的傳統。在家族導向的社會中，人們出生的平均餘命很短，食物供給不穩定，分工也是簡單的：大部分人從事勞力密集與生存導向的工作，工作分配是以年齡、別與身體狀況作為基礎。在這樣的環境中，代際的成人角色轉換十分緩慢，因此父母認定小孩的日常生活不會與自己經歷過的有太大差別，生活中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也大致相同，這使得父母傳給自己小孩的角色、規則和儀式目的都在保存與促進團體生存，而小孩也很早認定這些由上而下傳遞、別無擇的成人角色（ Riesman ， 1977 ）。
然而，工業化初期，家庭與工作在時間與空間上的異化，使得家庭不再成為一個單獨完整的生產單位，取代的是獨立的個人，薪資也由此而生。不過家庭仍是主要的消費單位。也有研究顯示某種程度上的地裡流動可以讓家庭成員有更多實質互動，而不會真的因受隔絕而疏離；也就是說，實質互動可能會因地理上分隔而增加。此外，各種流行病的防治使得平均餘命大幅增加，讓父母有機會看到其子女長大成人，婚姻潛在長度增加，也影響了離婚率的高低，因為人們有更多時間可以做決定，一但決定了也沒有持續的絕對必要。此外，傳統謀生體系的式微，讓婦女在家庭生產消費事物中扮演的角色達到前所未見的低，男人要遠離家庭出外打拼養家的負擔從未如此之重。男女不平等達到一高峰。「在這個轉變的時代，個人主義逐漸取代的家族主義，工商業的企業化破壞了以家庭為中心的農業經濟體系，交通與大城市的興起造成了農村人口的移動，也造成了年輕一輩離家謀生，家庭份子很難聚在一起，而新式的教育與思想強調個人自由，因此舊式的婚姻動搖了，而父權的家庭組織也搖搖欲墜。（同上， 15 ）」
不過，工業化對家庭生活的影響是難以概化的，因為每個人工業化的經驗本以不同，加上每個地區有不同的工業化經驗，而工業化後伴隨而來的變遷導致不同的政治、文化與歷史阻礙會改變了不同國家中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每個家庭都是獨一無二的，對工業化可以做出不同的應變措施。
到了工業化後期，隨著婦運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調合，女性地位上升，開始漸漸在職場上與男性一爭長短，就有所謂的「雙重負擔（ the second shift ）」出現，有如蠟燭的兩頭燒，一方面要求自我實現，一方面卻也面臨社會將家庭解組的責任強加女性身上的壓力。
毫無疑問的，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由生產場所成為了消費場所，原來保護、防衛家庭成員的疾病、生命、財產的工作也由警察、消防、衛生設施、醫療制度及各種公私立的社會設施（如醫院、養老院）所取代。教育的功能也因今日知識、技術的日新月異，不得不依賴家庭以外的其他各種設施，特別是學校。過去家庭多元性的功能起了分化，家庭成員數目減少，家長幾乎無統制權可言，扶養的能力也減弱，勢需普遍利用各種專業分業制度所提供的財貨與服務。家庭的功能是毫無疑問的比從前降低，但這並非指「家庭」這種初級團體被淘汰、消滅，而是家庭朝向一種新的型態制度發展，成為一種能夠滿足人類生活部分需要的一種分業制度。
現代家庭的功能
由傳統家庭到核心家庭，其型態的變化，強調了現代家庭的本質在於人格對等之夫妻間的愛情，家庭已純粹成為男女間愛情滿足之合法制度，以及履行未成年子女之保護和養育，使成為健全社會的一份子，家庭功能的縮減仍在意料之中。
帕吉斯和羅克（ Burgers, E.W. and Locke, H.J. ）說家庭的功能分為固有的功能（ Intrinsic Functions ）及歷史的功能（ Historical Functions ），前者指的是愛情、生殖、養育的功能，後者指的是經濟、保護、教育、娛樂、宗教的功能。固有的功能是不會隨著時代與社會而有所不同，但是歷史的功能則會隨時代、社會而發生變化。其變化分述如下：
• 經濟的功能
封建社會中，家庭差不多是自己自足的生產者與消費者身份兼具，家庭的各種狀態往往被其經濟功能所決定。但自產業革命之後，蒸氣和機械被發明，生產漸靠近工廠，家庭的生 ` 存是依賴取自家庭之外的薪金。婦女部分受惠各種電化用品，減輕了不少繁雜的家事負擔，雖然未必見得比以前輕鬆多少。家庭倚賴收入來維持生活，因此就個人與社會而言，與其說家庭是從事生產，不如說是在消費發揮經濟功能。
• 保護的功能
在社會還無法提供醫療及維持治安時，家庭不得不負起此二方面的責任，保衛其成員免的疾病、傷害、生命、財產。但是，隨著社會功能分化的影響，社會各種制度逐漸完備，警察、消防、衛生設施、醫療制度以及各種公私立的社會設施（醫院、養老院、保險）分別解決了疾病、急難、失業、老年等問題，於是家庭的防衛、保護功能就一一轉移到這些專門機構上。
• 教育的功能
對兒童人格的形成自古至今是家庭一項重要的功能及影響，教育與養育的功能是相關聯的，兩者不同是後者主要是養成兒童基本社會化，前者則是為了兒童成長後在社會上生活而教以必需的知識、技能、道德。在自給自足的社會中，人們所需的知識技能是單純的，多只需仰賴加庭提供，如兄長或母姊的實地教導。然而在現代都市中，職業的世襲率大大降低，社會變化之速，使單純的家庭教育大顯不足；而一些專業機構的設立，日家庭不仰賴它們都不行。不過，教育的角色雖被大大取代，養育卻仍是難以替代的家庭功能，因為養育需要長時間、個人性的濡化過程，需要投注大量的注意力，這是一般次級團體比不上初級團體的地方。
• 娛樂的功能
在自給自足的經濟狀況之下，家庭沒有娛樂場所，村中季節性的慶祝固可大家共樂，但並不常有。當時人們的娛樂生活也必較單純，因為生活大部分的重心仍舊是在生產活動上，娛樂活動只能說農暇的點綴。但現代社會中，娛樂不論在質或量上都變得相當複雜，娛樂本身成為一種經濟活動，人們在此流連忘蜀，減輕在機械化沒有創意的生產方式下產生的倦怠感，因此休閒娛樂的目的是為了達成更好的生產力，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提高休閒娛樂的品質。此時大眾娛樂如電視機的出現，以及許多以家庭為配套的旅遊方式，都顯示了家庭娛樂功能的變形。
• 宗教的功能
在封閉自給自足的社會中，人們不知其他社會的情形，對自己所奉獻的宗教，一絲不疑地接受其信仰。家庭以父母為中心從事整個宗教活動，祖先有純厚的崇拜心。但自都市化、現代化後社會整個開放，傳統的信仰心減弱，家庭為宗教信仰單位不復存在，更非作為傳遞延續宗教信仰的代理人了。
帕吉斯與羅克所主張的家庭固有功能 — 愛情、生殖與養育；美國類學家馬斗克（ Murdock, G.P. ）在二百五十個原始社會中，也歸納出家庭（核心家庭）在人類社會不可替代的四個功能 — 性、經濟、生殖和教育。沒有性與生殖，人類種足將會滅絕；沒有經濟生活，生命無法保存；沒有教育，文化無法延續。即使這些功能會隨社會文化不同而改變，但總有其不變的角色，特別是家庭中的子女社會化功能。
蘇聯層提倡「社會消滅論」，結果造成一些不良的後果，如社會價值的崩潰，幼兒基本社會化場所的消失，年輕世代的頹廢與社會適應不良等。因此，家庭作為一個近乎人類普同（ universal ）的制度，其普同的程度甚至超過婚姻，不是那麼輕易被其他次級團體所取代，而是會以分工的方式，讓家庭的功能轉形，也就是家庭會以各種不同的面貌重新呈現。所謂的家庭的純粹化，就是精煉出家庭最不可替代的功能，配合各種社會分業與社會福利制度，來達到最高的使用效益。其中最不可替代的一項，可以說就是家庭作為社會化代理人的角色。
不過，現代家庭的功能是否能有效發揮，除了由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的關聯性來看，也關係於是否其中個別成員能實行他們各自的角色。個人角色的實行具體與否相當程度地決定了整個社會制度的效果。是故，不管與家庭相關的社會福利制度制定地再如何周延，都只能說是第二道防線，前線依然在於家庭中的成員是否善盡職責。
國家與家庭分工的討論
新右派觀點
新右派反對國家干預並支持個人自由，因此對於增加國家責任的國家與家庭分工自然是持負面看法。基本上新右派對於分工所表現的態度包括了政治、宗教、以及反女性主義者等三種利益團體共同的主張（ Eisenstein ， 1984 ： 42 ）。基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公平競爭以及傳統道德訴求，新右派對於福利國家與家庭變遷之間的關係有一套固定的因果邏輯：福利國家激增的支出迫使政府提高賦稅、引發通貨膨脹、然後迫使已婚婦女外出就業，最後破壞了傳統的父權家停與社會道德秩序（ Eisenstein ， 1984 ： 46 ）。因此，國家對於家庭的支匙無疑地成為破壞家庭與社會秩序元兇。新右派對於現代家庭的看法為：
• 國家干預與婦女就業是破壞家庭的原因
• 正常而合法的家庭必須符合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主義，因其符合傳統的倫理、道德與功能
• 家務與照顧是婦女的責任
• 支持家庭內外的完整、穩定與安全
新右派基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而反對福利國家，至於國家干預家庭方面，新右派基於「家庭主義（ familism ）」而反對國家與家庭的分工。家庭主義與要求個人自主、自由表達、隱私權、反對服從與強破的自由主義是相反的概念（ Scanzoni ， 1982 ），主張理想的家庭乃是由傳統的異性婚姻所組成，由男性負責供養家庭的經濟來源，女性則主持家務並照顧家人，任何不符合此標準的形式行為都被視為偏差。換言之，家庭主義固定了女性擔任操縱家務與服務的本性，以及男性在家庭內外一致的支配地位（ Dalley ， 1988 ： 20-25 ），家庭被視為安全的、溫和的、無衝突的私人領域，男女的地位與職責是互補的，國家的任務不在干預而在保護現況，維持婚姻持久並阻止離婚和單親的出現（ Fitzgerald ， 1983 ： 48 ）。婦女從事照顧的工作乃是基於天性和本能，即使佘契爾夫人擔任權傾一時的英國首相，她仍舊提出一個符合新右派標準的解釋：我們的國家就像一個擴展家庭一樣，而我的任務只是母親角色的擴展而已。此即有名的佘契爾主義（ Thatcherism ）。
根據新右派主張福利國家破壞家庭的邏輯，國家的任務並非提供社會福利，而是降低賦稅並維持傳統家庭的完整，一方面可以解決通貨膨賬問題，另一方面可以使婦女沒有外出就業的藉口，就不會衍生照顧問題，自然可以減少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家干預家庭的責任。許多學者亦提出國家干預破壞家庭的理由：基爾德（ George Gilder ）非常反對國家為窮人提供的社會福利，認為窮人問題不在貧窮而在家庭訓練與性道德的破壞，貧窮家庭的婦女就業並非解決問題，反而製造問題，為婦女創造訓練與就業機會使婦女獲得比丈夫多的利益，將導致家庭的破壞（ Gilder ， 1987 ）；越來越多的婦女依賴社會福利津貼以致破壞父親的主要角色與權威，使男性在家感覺自己無能而必須淪落街頭尋求其他男人的肯定，並因此降低工作動機（ David ， 1986b ： 155 ）。弗利德曼亦批評社會福利最大罪惡是破壞社會結構，使家庭逐漸鬆散，降低人民工作、儲蓄與發明的動機，其實許多福利是家庭本身可以自給自足的。他認為從前的年輕人乃基於親情與責任奉養自己的父母，因此增加家庭凝聚力；而今社會安全制度迫使年輕人在強迫之下奉養別人的父母，削弱了家庭的基礎。卡爾森（ Allan C. Carlson ）也是主張國家干預有害家庭的保守學者，因此對家庭政策的支持頗多批判，他批評瑞典的普遍式津貼使留在家中照顧自己小孩的父母負擔某些津貼的賦稅，卻又無法獲得補助，因此建議美國重新修改稅法，實施給予自己照顧小孩的家庭較多優惠條件的「支持家庭稅（ Pro-family tax ）」（ Carlson ， 1986 ， 1989 ）。
新左派觀點
新左派支持國家與家庭之間的分工，其有關於家庭的本質以及福利國家干預家庭的討論是以批判現狀為起點。因此，新右派主張的論點以及維護的現像均成為新左派主要批判的對象。尤其新右派極力宣揚個人自由卻壓抑婦女自由的作法，更是女性主義者群起而攻之的目標。
過去馬克斯主義很少針對家庭作討論，原因是馬克斯本人關注的是生產關係與勞資雙方的階級衝突，家庭則屬於私人生活的領域，在公共或經濟的領域中不具分量，因此未做討論。隨後的馬克斯主義學者僅強調家庭與經濟之間的對立以及家庭對於維持資本主義的功能貢獻，並未將家庭提升至理論層次的探討（ Harris ， 1983 ： 179 ）。直到 1960 年代婦女運動以及女性主義的探討，才將家庭提昇到理論層次的討論。基本上新左派對於現存家庭問題的看法是：
• 父權主宰是壓迫婦女的問題來源
• 包括婦女在內的所有家庭成員都應享有個人自主、隱私權、自我表達與實現的個人主義
• 家務與照顧是兩性共同的責任
• 支持家庭內的兩性平等與家庭外的階級平等
新右派對於父權主宰、照顧兒童的觀念、以及社會政策均提出嚴厲的批判。「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 socialist feminism ）」以及「基進的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 ）」對於社會和家庭的父權控制與壓迫婦女各有一套觀點。前者沿襲傳統馬克斯主義主張資本主義壓迫階級的說法，認為父權源自生產關係，在勞力分工中婦女從事無薪的家務工作以利勞力的再生產，包括服侍男性與養兒童；後者認為所有社會系統均由男性控制，所以父權的產生源自於性別，性別的分工壓迫女性的角色與地位。（ Dale and Foster ， 1986 ： 51-57 ； Marchant and Wearing ， 1986 ： 39-52 ）。總之，會與家庭中的父權主宰使女性淪為依賴與附屬的地位，成為維持男性穩定與崇高地位的工具。雖然經濟與社會變遷增加婦女的就也機會，威爾遜（ Elizabeth Wilson ）指出婦女就業連帶產生三種婦女角色的變遷，即：婦女與兒童工作條件的改變、已婚婦女面對家務與工作的雙重負擔，以及婦女合法地位的改變。但已婚婦女依然處在父權支配中卻使其處境比以前更糟。（ Wilson ， 1977 ： 18-22 ）。
關於兒童照顧過程，新左派認為成人總是基於兒童沒有能力判斷其最家利益的前提假設之下對兒童為所欲為，換言之，年齡也構成兒童在家庭中附層的階級地位（ Bolger et al. ， 1981 ： 95 ）；兒童作為一個消費者而生產者的角色更減低了其發言被重視的機會。資本主義所偏好的核心家庭造成育兒的過程操縱在少數人手中，兒童的互動關係只限於父母而強化了成人對兒童的情緒支配以及兒童依賴成人的關係，因此兩代之間的衝突難免（ Harris ， 1983 ： 183 ）。從成人與兒童的關係中，新左派再次證明了家庭的壓迫本質與衝突。
對於國家干預及社會福利的批判，女性主義一方面認為自己對於福利國家的發展仍有很大貢獻，另一方面又批判目前福利國家的干預仍無法真正減輕婦女的負擔。威廉斯（ Fioina Williams ）從歷史分析中發現十九世紀的國 ` 家干預乃是為了維持市場自由，卻造成家庭與工作的隔離，婦女被迫遠離有薪水的工作並維持經濟依賴地位；十九世紀末之後帝國主義擴張，國家為了維持資本主義市場並增加人口，所擬定的母親和失業政策更明顯把婦女隔離在家中；戰後福利國家的發展卻將女性的依賴地位加以制度化。帕斯可（ Gillian Pascall ）認為現行以「支持家庭」為主導的社會政策對於核心家庭為主要家務單位、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家庭視為政治與經濟單位等等重要問題均未提出質疑，至於「支持家庭」實際上只是支持家庭的責任、「支持婦女的依賴地位」、「支持婦女在家庭照顧角色」。馬克斯主義者也批評現行社會安全制度增強了婦女的附屬地位。因此，大衛建議若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平等並解決家庭照顧的問題，不論於公於私都要尊重兩性平等，並由公共層面投入懷孕、養育、照顧兒童的事務，使男女共同分擔工作養家與兒童照顧的責任（ David ， 1986a ）。
總之，新左派支持男女兩性共同享養自由平等、兩性平權分工，主張國家的干預旨在平衡經濟制度與家庭制度整體的福祉，國家與家庭分工的目的在於使所有的家庭不分性別、地位與階級都能享有相同的社會福利和國家支持。例如瑞典由國家提供大量的托兒機構、普遍的社會保險津貼、工作保障等等方案，一方面保障婦女就業機會並給予不同所得階級的家庭充分的自由選擇，另一方面也同時朝著創造全面就業與經濟發展的目標邁進，為工作任務與家庭責任、經濟制度與家庭制度之間的整合提供一個很好的範例。
結語
當我們對家庭的現代化過程、現代家庭的功能以及國家干預家庭有了些初步了解後，接下來我們要回頭討論兩個議題：（ 1 ）當政府提供越來越多資源來維持家庭運作時，是否一定會削弱家庭的重要性？（ 2 ）如果政府真的削弱了傳統家庭（由已婚夫妻共組的家庭），這是否意味著個人的福祉也一定會被犧牲？傳統家庭的式微是否必然代表著危機？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我們要先來討論所謂的家庭重要性的問題，也就是家庭的功能的問題。正如先前討論的，帕吉斯與羅克認為家庭有其固定功能與歷史功能，後者因時因地而異，前者則是不因時空改變的。雖然他們所舉出的家庭固定功能中，有一些已不再以家庭為主要的發揮場所，比方在現代社會中愛情與生殖的功能不再是家庭的必然功能（這裡的家庭是指核心家庭，以一對已婚異性夫妻所共組同居的家庭，而非人類學所泛指的家庭通稱），同居、分偶（不同居但有夫妻之名或類似關係，可以生小孩）在現代社會中已逐漸衍生成一股趨勢；而更不用說家庭的歷史功能，正如他們所提到的，在現代社會中幾乎一一為正式的設會制度與組織替代，然而，有一種功能是非家庭不可的：就是功能論者特別強調的 — 家庭的社會化功能，亦即是養育功能。家庭在此提供對一個體心理健康所必需的社會支援，教導其一切社會制度與規範，讓其熟悉於一般社會互動的關係。那麼，從此而生的一個問題是：其他社會代理人不可能替代家庭的角色？
我個人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因為在所有其他社會化代理人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較大的焦點互動團體，其間的人際網絡關係相當複雜，一個初來到世間的個體一下子要進入如此龐大紛雜的網絡中，會有相當程度的適應不良。唯有由簡而繁，個體才能完整地學習社會化過程所需知道的一切。還有一個觀點是來自社會生物學。成熟個體總會想要將其基因遺傳下去，這種自私基因是生物皆然的生物本能。因為靈長類，特別是人類可以說是所有動物中在出生後，對親代的生理依賴時間最久的動物（小牛一出生就會走路了，但人要等到十五個月之後才能步伐穩定地走路）。所以就自私基因的觀點而言，如果人類想要將其基因遺傳下去，就要花時間與精力在子代身上；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父母同時奮鬥打拼會比單親來得容易創造讓子代生存的環境。而自私基因的理論告訴我們的另一件事是，個體除了是想讓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外，其另一面意義為生存競爭，適者生存，故就社會生物學上來說不會有人想要撫養帶有他人基因的小孩。就這一點而言，政府提供再多的資源，仍取代不了家庭的重要性，因為家庭是攜帶了讓基因傳承下去的重要遺傳學使命。
在此我還想澄清的一個命題是，有關於家庭與婚姻的討論。在人類學的泛文化研究與定義中，強調家庭與婚姻是一對「社會認可」的「男性（丈夫）」與「女性（妻子）」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所生的子女共同組成的稱作家庭。在人類學的討論上，家庭此一概念重視的不是該男性與該女性的相對性別關係，或夫妻間是否有無明文的承諾或規範，而是子代能否自其中得到繼嗣權與合法性。因此，同性戀、多偶婚、同居、分偶、分居都還算含括在婚姻與家庭的「正常」範圍中。核心家庭是一種具普同性但非永遠存在的親屬團體，在少數社會中，雖然沒有核心家庭，其他團體卻具有同樣的功能，可以擔負起核心家庭的社會任務。因此，關於對「正常」的核心家庭功能衰退的關切，我們可以說是在業已被限定住的文化架構下的疑慮，當我們望向全人類，就可以明白一如米德在薩摩亞所作的研究所指出的：許多現像不是不可避免。而是由文化所限定的。人類的多樣性告訴了我們千萬不要被以往的經驗所桎梏。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想要討論的是，就像包括女性主義者的新左派所批評的，新右派倡導個人自由與個人主義，卻極度壓抑婦女，此種兩相矛盾的說法。想，天賦人權應該不是只賦予了男性權利吧！當我們社會追求的是真正的公平正義時，造成的動亂與全世界二分之一的女性人口都所處的水深火熱相比，實在是如九牛一毛。真正會帶來社會危亂的，不是家庭功能的式微，而是對金錢、財富、聲望、權力等資本主義社會所重是的價值的盲目追求。一個經營得再好的小家庭，整天面對社會所傾住下來的染料，想不污染也難。
我認為，如果真如 Popenoe 文中所言，美國隨處可見的犯罪與暴力行為在瑞典幾近絕跡，那麼我並不認為瑞典國家的介入是一種個人福祉的犧牲。畢竟，瑞典的制度的確同時保證了個人最基本的生存尊嚴，保護個人免於為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差距所苦，卻也讓個人有追求自己的財富、名望、成就感的機會。重要的是，這種保證不只在男性身上，也適用於女性。如果家庭的解組反映的是個人主義的上揚，我認為也沒什麼不對，人生下來本就有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兩個人在一起很幸福，那自是最好；但如果不幸，就更沒有強求的必要。不幸的雙親家庭比幸福的單親家庭對一個小孩的不良影響大得多了。真正會對傳統家庭式微有危機感的應該是資本家跟國家的預算部門吧！
如果說傳統家庭式微真的會帶來什麼問題，我認為是減少人與有血緣關係的家人相處的機會，這在個人是一種損失，這種損失集合起來是一種社會危害。人在幸福家庭中所能得到的經驗是彌足珍貴的，這種無條件的愛與關懷的體驗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來源。不過相對地，一個不幸家庭（特別是雙親家庭）對子女造成的心靈傷害是種嚴重的社會成本。總之，我的結論是，不論家庭的型式為何，只要妥善經營，都不會是問題。反之亦然。而國家的干預讓個人可以達成自我實現的夢想，不管是事業或家庭上，都值得肯定。不過，家庭的消失是不可能的事，這牽涉的不只是情感問題，還有生物遺傳以及文化傳承的問題。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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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概論》，李增祿主編，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一版一印，巨流圖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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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家庭分工的兒童照顧政策 — 台灣、美國、瑞典的比較研究》，陳美伶，中華民國八十年七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福利國家？社會保險國家？論國家角色與台灣社會福利發展： 1950-1995 》，蔡佩珍，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社會學：全球性的觀點》， Joan Ferrante ，李茂興、徐偉傑譯，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弘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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