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
擁有社會學想像的人，可以了解，歷史情勢對於各種人的內在生活與外在生涯具有何等意義，並借由了解周遭個人的機運，方能了解自己的人生機運。社會是由一部部個人的傳記所構成的歷史串連而成，社會學的想像便是建構傳記、歷史與社會之間的關連。
富有社會學想像的人會體認到他們研究的三大前景： 1) 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人﹚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 2) 此時的社會是站在人類歷史的那一定點？它變遷的機制為何？ 3) 在這種組成這個階段的社會中，人們被選擇、壓迫與解放的因素為何？顯示出那一種人性？在此之中，社會學想像是一種觀點轉移的能力，讓我們在觀點轉移中透視社會關係與社會變遷的全貌，而其後盾是恆常的求知欲。
今日社會學的三個趨勢是： 1) 趨向歷史的理論，如孔德，馬克斯等人，他們關心的是人類社會的全體。社會學是歷史的，因為它處理、使用過去的材料；它也是系統的，因為它區辨人類歷史過程的「階段」以及社會生活的規律。不過，有關歷史的理論很容易被扭區為歷史中的必然論，而成為偏狹的先知預言。 2) 抽離歷史，趨向「人與社會本質」的系統探討，從事概念的處理，目的在劃分一切社會關係，並洞察其恆常不變的特徵。此類代表即帕深思。此種形式主義完全拋去了歷史。如此一來，人與社會本質的系統理論，可能會流於精巧卻不知所云的概念組合或重組。 3) 對當代社會的事實進行探討的經驗研究。經驗研究在美國很早就形成主流，部分是因為經濟學與政治學在學術上的既定成就，使得社會學常淪為社會科學中打零工的，只能揀些學院中沒人要的零碎部分來進行研究，而堆積成互不相干，甚或無關緊要的經驗事實。
My point:
社會學想像是一個「轉移觀點」的能力，是一種把個人生活與大制度連結起來的心智能力，擁有它，並且秉持恆常的求知欲，才能真正明白牽連在個人煩惱背後的大議題。而現今的社會學研究的三大趨勢是：歷史的，概念的與經驗的研究，然而，此三者也有可能造成歷史必然論，鉅型理論與抽象經驗論中較偏激與扭曲的部分。
我想，社會學要教給我們的，也就是從各種面向透視事物的能力，以及避免偏見的可能方法。念社會學的人即使日後成不了學者，這種對心智啟發的訓練，也可以喚醒他們日漸隱晦的理性，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看清社會。有時閱讀報章時，我們先會覺得某甲的理論十分有理，然而第二天某乙寫了一篇言之灼灼的文章反駁某甲的理論時，我們的立場一下子又倒向某乙那邊去了。這便是我們往往受片面之詞所囿，只見一斑卻不見全豹的最佳例證。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自歷史、自經驗中分析，並根據概念來釋譯真相，很有可能我們不知不覺中便成了惡勢力的樁腳，弄權者的應聲蟲。
不過，米爾氏也告訴我們，當我們對現今三大趨勢（歷史、概念與經驗）中的其一過於堅持時，便可能流於偏激的「某某主義者」。學習社會學想像本是要破除「主義」的迷信，余光中在他的「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對於「主義」有十分精闢的諷刺：
「 作為一個偉大的喋喋主義的作家，我們的詩人，現在剛慶祝過他六十七歲的生日的 莫名其米奧夫斯基 ，他，在出版了他那後來成為喋喋主義後期重要文獻的大著 《一個穿花格子布褲的流浪漢》和給予後期的喋喋派年輕詩人群以更大的影響力的那本很有深度的《一個戴七百七十七度眼鏡的近視患者》之後，忽然做了一個令人驚訝不已的新的嘗試和努力，朝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期期主義和二十一世紀初期的艾艾主義大踏步地向前勇敢邁進了呢！ 」
雖然這是文學的表現方式，但的確是鮮明地表現了人們對「主義」可能幾近盲目的信仰與崇拜。總之，我們應善用此三趨勢的的優點，不偏頗或歧視其中一方，以免在避免偏見中又造成偏見的發生。
雖然我還不十分明瞭如何應用社會學的想像，但我相信這是我未來四年中，所應全心追求的目標。我也期望社會學想像不論在學業上或實際生活中，都能協助我破除片面與不真實的迷障。
總之，社會學，就是要破除社會上與社會學本身的迷信與偏見！
人類多樣性
每一門社會科學都是由其學術的內在發展所形塑；各自也深受制度的「偶然因素」影響。「系所化」的基本假設是，各種社會制度如政治、經濟，都是一個自主的系統。然而，這種認知顯然不是當作我們學術分工的唯一可行模式，甚至可能是最不恰當的模式，因此學術上，如今的一個核心事實是：分界線漸趨流動化，概念越來越容易從一學科流到另一學科，社會科學間正積極進行一種學術融合的工作。
學術融合所遭遇最大的障礙是，單一學科的入門教科書，其分類的界線仍以對各分殊「領域」所抱持的概念，甚少是根據鋼鐵般堅固的「問題」。許多社會科學家逐漸明白，倘若他們對社會科學所共同取向的任務有更鮮明的認識，忽略科系的「偶然」發展，那麼，他就會認知到其所從事的就是社會科學本身，而非任一門學科的研究。
My point:
「 常聽人說，完全百科全書派的無一不是半瓶醋。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此，就算果真如此，我們是否仍然可以至少有點百科全書派的素養？ 」
其實不只社會科學在尋求整合，自然科學也是殊途同歸，在這個所有因素都交相影響的世代，不只是社會與自然科學的各自整合，兩者之間的交流亦日漸重要。比方醫療社會學，就可能同時需要醫學與社會學方面的知識；體質人類學，更是需要對人類生理結構與發展歷史有齊足的認知；地理學，本身更是結合人文與自然的學科。就算科目本身看似純科學（比方物理、化學、資訊），若沒有人文的科學倫理作為支撐，其發展也可能會偏離社會的常軌。我想，台大把通識課程自八節提升到十二節，所依據便是這種世界性的趨勢。
以前希羅時代的哲學家，同時可以是美學家、文學家、物理學家、以及天文學家；自科學革命與啟蒙運動以來，更是不知造就多少在多門學科都有優秀表現的人才，比方萊布尼茲是發明微分的數學家，同時著有《辨神論》等名著；富蘭克林同時是科學家、文學家與政治家。胡適也說：「學問有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然而，我想現在有許多大學生仍認為把份內的書念完就好，大學可是不只學業一學分而已；而自高二起就將學科區分成涇渭分明的文、理兩組，更不啻在兩者之間劃下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我們都明白學術融合的重要，然而真正要實行起來，有哪個社會系的學生願意多花時間去學學微積分或基礎物理學？恐怕很難。
前幾週上政治學課時，吳玉山教授問到有沒有人能解釋為何每次一有颱風，人禍總是接二連三而來。我提出，除了大家心理有底的人為行政缺失外，更因為台灣本身就位於新褶曲山脈帶之上，土質疏鬆、地震頻仍是最大的特色，所以有些地區根本就不宜居住。我想，米爾氏指的學術統合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不過米爾氏原只指涉社會科學間的學術融合）！有關自然與人文的融合，這是人人都知的道理；然而是否真能做到，能切身力行…就有賴各人的努力與誠意了。
總之，社會學，絕不只是學習「社會學」而已！
論理性與自由
有合理性卻不理性化，這種煩惱與議題是屬於結構性問題，需借人類傳記與世代歷史中的古典語彙，才能完全表達自由與理性面對的危機。即使如此，自由與理性仍是珍貴的價值，因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構成了現存的政治傳統，在這二者之中人人都要有真正的理性，並且能獨立思考，對社會、歷史乃至於他們自身生活的命運，才有實質的影響力。
真正的自由是能建構抉擇選項以及做決定，而理性的功能是幫助型塑各種抉擇選項。因此，自由的問題就在如何決定人類事務的未來，以及由誰決定。此外，自由的問題也關乎人的本質，也就是「人的基本性質」不堪作為自由價值基礎的事實：並非所有人天生都想要自由，有人情願作為「快樂的機器人」或「異化人」。這種事實導致自由的個體性衰微與理性在人類事務中所扮演角色衰微的情形。
因此，研究結構的目的，在於找出有效的干預點，也就是辨識理性與自由創造歷史的可能方法，以及人們珍視的價值（理性與自由）受威脅（快樂機器人與異化人）的解決方法。就前者而言，人類借自由與理性創造歷史所遭遇的威脅是雙元的：一方面，人類可能不復有歷史的創造，而是隨波逐流； 一方面，歷史可能仍可被創造 — 但創造者只限於菁英分子，而他們不必對其決策的錯失所波及的人們負責。就後者而言，快樂的機器人與異化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問題，想找出其答案的不二法門是直接面對。然而，富裕國家的社會科學家並沒有率先去面對這些問題，這誠然是我們時代中特權分子所犯最大的人類疏失。
My point:
隨著大型科層組織的增加，不理性的理性化，使生存在其中的人們，往往成為「快樂的機器人」，也就是與工作異化、與娛樂異化、與自然異化甚致與自我異化的「異化人」。這種因為理性而喪失自由的情形，更因它隱晦不彰，沒有被提出作為大眾討論的議題，而是成為一潛在的危機而顯得嚴重。
我的母親是一個電子工廠的女工，她負責的是將電表中的零件之一鎖上，再將之傳給下一個生產線上的工人。她今天早上（禮拜五）告訴我說：
「 好累 … 再做一天就可以休息了。每天都是為了等著休息而去工作，而且都是做一樣的工作 … 每天都重覆著一樣的事：四點半起床，五點半吃早餐，七點出門，七點四十五上班，十二點午餐，四點多下班，煮飯，洗衣服，看電視，睡覺。好煩 … 好累。 」
我覺得，生命好像被一種無形的力量驅策著，以前我看倪匡的一本小說中寫道，有人想謀殺一個企業家，他便暗自從事調察他的工作。不久，他把自己的調察成果拿給那企業家看，第二天，就傳出那企業家上吊自殺的消息。原來，這個人只是把他調察出這企業家第一天作息，用不同顏色的線畫成網路；而每天都將他這一天的作息，標在同一個網路上，同樣的作息用同樣顏色的線路。最後就畫成了一個固定模式網絡，便拿去給這個企業家看，並且對他說：「這就是你的一生；每天你都在一樣的脈絡下，從事同樣的事，畫出來的網絡就像這樣 — 你和那些工蜂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例子是比較激進且極端了點；然而，如果我我們真正檢視我們一天的事務，也總不外是吃喝拉撒睡加上學習罷了。我們好像對生活中的一切事務都沒有自主的掌控權：為什麼七點四十五分要準時上班？為什麼中午午休的鈴響一過，大家就要自動自發地起身回到生產帶？為什麼回家後就是要看八點檔的金庸武俠大戲？為什麼我們就是要以從事這種鎖住一個螺絲釘的工作來換取可能無法讓你溫飽的錢財？
或許質疑這些悠關生存的事是十分無哩頭，但是我們可以深入一點問：為什麼我們的時間要用時鐘來衡量？為什麼我們要從事這種泰勒式分工，讓我們與我們所生產的商品如此異化？為什麼會媒體又要大炒特炒金庸熱？為什麼會有這一股吹到現在都還不見終止的東南亞金融風暴？
但是我們並不會真的從事這種自我檢視的工作；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也沒有叫我們這樣去自找麻煩。沒錯，就是自找麻煩，因為就算真正想追根究底，明白為什麼我的薪水袋最近會縮水那麼多的原因，倘若不是擁有大量資訊資源的精英與學者，恐怕也只有越追越糊塗；他會發現，在追蹤的過程中，不是最後模糊了焦點，便是斷了線，從不會有一條十分明確的線索來告訴你到底誰該負責。所以，他選擇麻木，選擇漠然。
麻木。漠然。我有時坐在公車上，望著窗外堵在街上的行人與車流時，會產生突然的自我感喪失 — 好像我的靈魂出了竅，飄到上方的大氣之中，觀看下方一個叫林玉儂的傢伙興趣缺缺地往車窗外看。或許，我的情形可以用這樣來形容：你往車窗外望，看著磨肩擦踵的人與車流，你看著他們行動，但你不知是什麼支配著他們，也不知道是什麼支配著你看著他們，更不知道是什支配著你，使你只能坐在公車上跟著塞在路上（我從小就一直對『為何會塞車』這問題百思不得其解）。這就是麻木，這就是漠然，可怕地讓你寧可避上眼睛小睡一下，也不要去猜想造成的種種原因。
精英操控著他們的理性與自由去創造歷史，但他們未曾想過生活因而受到劇變的人，可曾欣賞這種轉變？ 1769 年瓦特發明蒸氣機時，可曾問問住在莊園中的那些棉花農，希不希望有這種轉變？或許，瓦特自己也無法預見他是如何成為一個歷史的轉舵手吧！如今，教育部長大談教育改革，專家學者們爭先恐後地提供意見，他們可曾問問一個國中生的家長，他的孩子的書包是否因而變得更重了？精英操控著歷史，更不幸的是我們根本無法「自由」地選擇有權操控我們的精英 --— 提都不用提所謂民主選舉，今天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老頭出馬角逐立委，如果他沒做選舉旗幟，沒有競選總部，沒有雄厚的資本，他有當選的可能嗎？因此，我們不但只能任由精英玩弄我們的理性與自由，我們還沒有選擇精英的自由！
米爾氏在文末提出的結論是悲觀的：要嘛我們讓精英繼續從事歷史創造的工作，要嘛乾脆放棄創造歷史的努力。雖說如此，他仍然呼籲富裕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勇敢地正視這些問題而不要再做「奴隸主的辨護士」。這點讓我非常地感動。我曾質疑如果人天生就有在既成軌道上行走的「快樂的機器人」的傾向，那麼社會科學家何必再繼續從事所謂的學術研究 — 似乎社會中的個人永遠無法自「合理性」的牢籠掙脫，而學術研究也永遠只是學術研究而已。但是，正如米爾氏所言，只有當我我們直接面對這些深及人性與社會結構整體性的問題，努力將科層中的「不理性的理性化」提出討論，擊破大眾漠然與冷感的外衣，讓他們感到焦慮也好，感到危機也好，才不負一個身為知識「特權分子」 — 一個社會學家及一個社會科學家的使命。
我但願，我有一天能驕傲地說：
「 從社會學中，我已明白了我漠然與麻木的原因，也找道了化解它們的解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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